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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促进金融业提质增效

  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快速发展。2018年,我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全球第一,股票市值、债券市场规模和保险业保费收入均位居全球前三位。然而,近年来我国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宏观杠杆率升高、金融创新和监管错位等问题逐渐显现。今年中央提出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破解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未来金融工作应更加注重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推动金融业提质增效。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结构。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促进金融对实体经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的支持。一是引导金融资源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鼓励金融资源向新旧动能转换、绿色发展、普惠金融等领域投入,引导信贷资金、产业基金投向以制造业、高成长性产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鼓励发展风险投资、众筹等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新产品和新模式。二是使金融资源配置符合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通过存量优化、增量创新等方式,促进金融资源配置符合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消费升级、产业转型升级、对外开放等经济结构调整的中长期趋势,以及人口老龄化等社会发展趋势。三是促进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合理均衡。优化信贷资源结构比例,避免出现存贷款期限错配,防止信贷和金融风险集中化。提高社会直接融资比例,鼓励社保基金、保险、私人理财等机构投资者开展多领域资产配置,不断丰富居民理财投资的渠道和方式。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紧密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等关键领域,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一是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银行体系。提高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鼓励中小金融机构开展特色性、区域性精准服务,为不同经济群体、经济层次、不同产业、不同领域的市场主体提供差异化、特色化的金融服务。二是构建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不断提升资本市场的广度、深度、流动性、稳定性。积极稳妥推进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科创板、区域股权交易市场等交易市场建设,协同发展股票、债券和期货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三是完善金融监管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加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微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建立监管问责制,提高金融监管的协调性、穿透性,解决金融领域特别是资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过低等问题。

  推进金融服务提质增效。坚定推动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进一步优化金融市场、组织、产品结构,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优化大中小金融机构的业务布局,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金融产品。提高金融供给的专业性、差异性和适应性,提升“三农”、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相关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率,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加精准的金融支持。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不同市场间的互联互通,加强金融领域信息共享,全面提升金融业务专业化和信息化水平。规范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削减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收费项目。提升金融业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经营效率,优化市场营商环境。实施更加精准的货币信贷投放政策,以及商业银行资本补充、考核机制等,提升金融调控效率,降低金融风险。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统筹处理好防风险和稳增长之间的关系,强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积极防范化解宏观杠杆偏高、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企业债务、地方政府性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坚决阻断风险跨市场、跨区域的扩散和传染,同时避免短期强刺激政策成为损害长期发展的风险之源。完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金融机构、金融调控的制度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推进金融市场法治化建设,做好金融业综合统计和风险预判。提升金融市场交易、结算、运行和监管的技术水平,构建与“互联网+”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和监管体系。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债务重组、债转股、股权投资等方式参与化解企业债务问题,选择那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主业相对集中于实体经济、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重点支持,妥善化解企业间的“三角债”等问题。

  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是构建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必然要求。一是加快金融业“引进来”和“走出去”。进一步放宽金融市场准入标准,逐步实现内外资在持股比例、新机构设立、业务范围拓展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持续探索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资本市场开放,继续推进股票、债券市场开放,进一步开放外汇和银行间市场,稳步开拓金融衍生品市场。鼓励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全面提升中国金融机构的全球化布局、服务能力与综合竞争力。二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间协调,持续提升人民币在对外开放中的作用和国际地位,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及事务方面的影响力和参与度,构建与我国经济地位相匹配的金融业水平。三是提升跨境金融交易、结算服务的水平和风险防控能力,探索与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相适应的资金结算和监管机制,逐步提升互联网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水平。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国家安全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政治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国家安全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具有与西式民主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两会”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东数西算”工程的全面实施,能够有效匹配东西部优势资源、扩展东西部产业合作、推进东西部发展机会均等化,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抓住正确理解意识形态整体性问题的方法,才能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意识形态诸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性认识。

  延续人居环境治理成果,不仅要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有利于因地制宜建立健全这项工作的长效机制,激发村庄和农户的内生动力,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国通过实施有效的疫情管控措施,率先在经济上实现复苏。与此同时,一系列超常规政策的出台也为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力量。

  “十四五”时期,交通运输行业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目标,推动交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交通运输的一体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

  通过对标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一方面可以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并在规则制定中把握主动权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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