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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的新使命: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激发结构性潜能

  过去几年,《径山报告》围绕我国经济金融发展重要而紧迫的问题展开了研究,从金融开放、金融改革、金融创新到“十四五”时期经济金融新格局,提出了许多兼具理论创新和实践价值的政策建议。由《2021·径山报告》的研究成果而形成的《大国金融的使命:金融服务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一书,立足于新发展格局,围绕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人民币国际化两条线索,从更深层面理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内涵与使命,对我国金融发展的战略和路径进行了全面、务实的探索。

  进入2022年,经济增长在三重压力下减速、俄乌战争、奥密克戎病毒冲击不期而至,我国经济被笼罩在更大的不确定性迷雾之中。这些事件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多重而复杂,有些可能带来长期的结构性改变。挑战不仅来自事实本身,还来自对同一事实的认识分歧乃至冲突。但经济仍然是重要的,当务之急是我国经济能够尽快重返稳定增长的轨道。对此,人们往往首先诉诸宏观政策。无疑,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可以力度再大一些,有效性再高一些,在经济下滑之际起到托底提升的作用。但经验表明,仅仅如此是不够的,甚至不是主要方面。稳增长的着眼点和立足点,要转到发掘释放中速增长期的结构性潜能。

  所谓结构性潜能,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消费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升级和城市化进程方面所具有的增长潜能,也可以说,是人均收入从一万美元到三四万美元的潜能。需要纠正把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寄托于宽松的宏观政策而忽略结构性潜能的倾向。如果一定要排个顺序,那么结构性潜能是第一位的,宏观政策是第二位或第三位的。我们认为,在房地产、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长期的主要结构性潜能逐步减弱或消退后,“十四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就要着力发掘释放与中速增长期相配套的“1+3+2”结构性潜能。

  在这一结构性潜能框架中,“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我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地理和动能上的空间。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这个空间能够提供我国经济的大部分增长动能。“3”指实体经济方面,补上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的三大短板。“2”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简单地说,“1+3+2”结构性潜能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

  通过发掘结构性潜能,一方面,要争取可以达到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更为重要、难度更大的是实现并坚持高质量发展。这样做在国际比较意义上,从长期看,才真正可能实现国家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这一点在2021年经济增速分别按不变价人民币、现价人民币和现价美元计算的差异中已经得到明确显示。

  2021年GDP总量按不变价人民币计算增长 8.1%,按现价人民币计算增长12.8%,按现价美元计算则增长20%。如按现价美元计算,GDP总量2020年为14.7万亿美元,2021年为17.7万亿美元,增加3万亿美元。这3万元亿美元中,大约2万亿美元是由于现价人民币增长,1万亿美元是由于汇率升值。从2020年到202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6.9升值到6.45,升幅约7%。

  按照已有发展规划,到2035年,我国人均收入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3万美元以上。如果按人民币不变价计算,即使人均收入翻一番,在此期间年均增速要达到4.7%以上难度相当大,但并不意味着已定目标无法实现。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汇率变动。根据日本、德国的历史经验,其人均收入在达到一万美元后的16年间,都经历了经济中速增长和汇率快速升值的过程,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上升,其中汇率升值的贡献显著大于实际增长贡献。

  汇率变动是一个复杂问题,从长期看,最重要的变量是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由此引出的启示是,我们需要保持可争取的、不盲目追高的、符合现阶段潜在增长率的增速,更重要、难度更大的是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其内涵包括宏观基本稳定、微观有活力、结构持续转型升级。假设年均实际增速为5%左右,人民币现价与不变价差额和汇率升值之和上升5%,到2035年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无论是保持必要增速,还是坚持高质量发展,今后都必须把更多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到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激发结构性潜能上。在逻辑层面,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增长率,一是技术可能性意义上的潜在增长率,二是既有体制架构内可实现的增长率,三是宏观政策约束下可实现的增长率。实际增长率是以上三种增长率的叠加。这些年来,技术可能性意义上的潜在增长率逐步下降,但在“十四五”期间仍可达到5%——5.5%。近些年宏观政策的度总体上把握得较好,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基本上满足了经济救助、恢复和发展需要,也没有搞大水漫灌,不存在政策过紧而压制增长率的情况。这样,关注的重点就要转到技术可能性意义上的潜在增长率和既有体制架构内可实现的增长率之间的缺口上。下一步需要在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诸多方面,推出一批具有扩张效应的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创新的政策举措,放松不当体制政策对增长潜能的约束,使之成为稳增长的重要力量。

  从这个角度看,《2021·径山报告》对新发展阶段金融格局的观察分析视角颇具战略性、前瞻性,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和解决方案也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报告将加快推进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作为重要战略支点,提出金融业要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聚焦于更多的新增长极,特别是在城市基础设施、绿色与智慧城市建设、先进制造业、科创中心建设、养老服务、财富管理、外来人口市民化等领域提高资金供给质量和效率,更好满足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高质量就业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方面的金融需求。其中有关市民化特殊国债、城市群一体化基金等的建议,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有可能落到实处。

  报告以较大篇幅论述了人民币国际化在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方面的重要作用。正如报告所说,在新发展格局下,通过促进全球生产要素集聚支持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日益增多,人民币将逐步成为我国国际金融业务活动的核心要素。这一定位不仅有利于推动金融改革,也有利于我国在高水平开放中实现金融安全。报告提出打造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的目标,并由此完善国内金融体系,推进金融开放;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收益和结构性约束,建议加强离岸和在岸市场的统筹部署;着眼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对在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和债务可持续等领域扩大人民币使用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观点和建议将助力于我国金融体系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从国际比较的意义上看,我国正在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今后一些年,还要力争相继跨上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两个大的台阶。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如何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如何有效支持经济社会环境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将会面临大量以往未曾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径山报告》正是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开展研究的,力求给予有启发性、前瞻性的答案。期待并相信这一研究项目将形成更多高水准成果,带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在我国金融体系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中起到积极的引导带动作用。

  (作者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本文为《大国金融的使命》一书推荐序,该书作者为《径山报告》课题组肖钢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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